《踏血寻梅》获得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受访者提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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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我在土瓜湾马头角道的一栋大厦里准备《踏血寻梅》的采访。那时电影已经拿下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九项提名，导演是此前只拍过一部剧情长片的翁子光，女主角是新人。电影改编自一起2008年轰动香港的社会案件：来自内地的援交妹被香港嫖客掐死再肢解，尸体被发现后，嫖客自首。
电影中呈现了一个大众在港片中不太容易看到的香港，没有维多利亚港的江风船鸣，没有中环写字楼的灯火辉煌，甚至很少有带着市井气的摊档食肆。镜头对准隐没在游客眼中的日常，对香港本土居民来讲，也是不用心留意就难以察觉的细碎片段。
当日采访结束，已经凌晨4点。我走到街上，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香港，街道空空，全无平日的匆忙。趁着夜风走到温思劳街，不远处的红茶馆散发着暧昧的光，地上散碎着白色的花瓣。与灯红酒绿的兰桂坊相比，入夜后的温思劳街静得出奇，这或许与对面的畅行道有关，世界殡仪馆、万国殡仪馆、福泽殡仪馆、九龙公众敛房挨个排开，白日里，这条街摆着齐整的花圈，门店里是厚密而整齐的棺材，空气中纷飞着灰白色纸钱灰烬，入夜后熄了火星，呼吸间也弥漫着一股灯油味。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坐在地上，双目无神，面带绝望，还有人靠着墙，两眼紧闭，似乎随时都会惊醒。
这样的场景与《踏血寻梅》传递的气息相合，由此来看，翁子光拍的是“边缘香港”。电影的主要角色，串起整个故事的臧Sir是郁郁不得志的老警察，正在经历中年危机；女主角王佳梅来自内地，粤语说得磕磕绊绊，回不去故乡，融不进香港；杀手嫖客白白胖胖，看上去很大一只，与世无争，但分尸时心狠手辣。
《风再起时》 剧照，四大探长（受访者提供/图）
在一次采访中，翁子光称这些人物都在诉说着他感受到的社会氛围。《踏血寻梅》剧本完成后，他曾陷入一段情绪低谷，电影进程卡在半路，情感受挫，生活看起来挺艰难。日常的停滞将他的精力转向自我审视和对外观察，他发现这一时期感受更加真实，在与情绪共存的过程中，他完成了电影的拍摄。
社会氛围是翁子光在拍电影时重点关注的部分。这或许是超过十年影评人经历留下的职业习惯。“影评人会更多从历史的洪流里去看香港，也从这个角度去表达香港。我拍电影时也会考虑，我们这个时候出现这么一个电影，它的特殊意义是什么？”
在新电影《风再起时》中，翁子光重新描述了香港四大探长的故事，想借此回顾1940年代至今香港的变化。
他拍了几场街头的戏，郭富城饰演的探长磊乐与杜鹃饰演的蔡真约会，街上灯火阑珊；梁朝伟饰演的探长南江深夜在九龙城寨游走，幽暗的光影里，他遇到站街女，带她进了酒店。“我很喜欢那几个镜头，因为能看到街上人的状态。我们摆了很多道具，美术也很讲究，想拍出那种人来人往的街道，还原一种年代的氛围。”翁子光说。小时候，他听长辈讲（19）60年代怎么样、（19）70年代怎么样，很想用电影还原一次。“那些场景有种很原始的浪漫，能让人穿越时空，闻到当年的气息。”
电影《明媚时光》拍摄现场（受访者提供/图）
《风再起时》筹备前期，翁子光和团队寻访了很多经历过香港1940-1970年代的老人，计划拍摄一个扎实、粗粝的过往香港。但探访中发现，每个人回忆的版本都不一样，时代的模样越来越模糊，故事距离写实越来越远。他们决定利用这些模糊的空间，把故事往浪漫方向延伸。于是，在社会动荡的年代，梁朝伟弹起了钢琴，郭富城跳起了踢踏舞，杜鹃穿着旗袍负责美艳，只有黑社会14K堂上的关公像从古至今的正气凛然。“如果这些人在这个场景里弹弹琴、跳跳舞，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在那样一个背景里讲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挺浪漫。我希望有一些诗意的东西，所以用一些情感来包装（这个故事）。”
电影点映结束后，编剧史航形容翁子光很文艺。“我一直在想导演是个什么样的人，终于确认他就是影片里杜鹃的一个侧面：明明那么高的女孩还要穿高跟鞋。明明已经是很文艺的人，还要这么文艺地拍片，这很珍贵。”
翁子光生于1979年，成长于香港飞速发展的1980-1990年代。他感受到周围的人“各自表述自己的梦想，互相尊重对方的梦想”，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的可能。这样的可能反映在电影行业：“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后被称为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他至今记得自己看《监狱风云》，买票时只剩下第一排，坐在电影院，连呼吸的空气都透着观众的热情，剧情紧张时呼吸紧促，轻松时笑声入耳，一切反应都非常集中且及时，“就像在开party。”
对电影产生兴趣后，他租了很多录像带，也在每晚明珠台的《明珠930》看了很多电影。看《飞越疯人院》时，他被这个与男女感情无关的电影感动。影片男主角为了逃避监狱里的强制劳动，装作精神异常，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的到来，给死气沉沉的精神病院带来了剧烈的冲击。他看到流泪，问自己到底被什么打动。“原来电影传递的情感远比单纯的感情更强，能让人领悟到一些理念的东西。这是电影和文学一样厉害的部分。当时我就很有创作欲，觉得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可以用电影来表达。”
电影《踏血寻梅》拍摄现场（受访者提供/图）
中学毕业后，翁子光修读电影美术学会的《电影美术》课程及香港电影导演会的编导制作训练班。1998年起，他陆续参与电影及电视的场记、助导、助理美术等中期制作工作，之后转为电影制片。在导演许鞍华的鼓励下，他拍摄了自编自导的首部电影长片《明媚时光》（2009），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晋导演奖提名，正式开始了导演生涯。2016年《踏血寻梅》，他第一次爆发。《风再起时》是他的第三部电影长片。
就个人喜好而言，翁子光更偏向家庭情感类电影，他喜欢是枝裕和、山田洋次呈现的家长里短和温情。而《踏血寻梅》和《风再起时》都不一样，前者在失落中制造怨气，梦想越来越少；后者回忆过去，在战乱与动荡中追溯反思。
或许更多温情翁子光都用在了生活里。演员金燕玲回忆，拍摄完《踏血寻梅》，剧组成员都已经相处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跟翁子光“什么都可以聊”。
翁子光认为，自己是“理想主义香港人”，具体表现是坚信香港有很多可能。“这是香港人精神属性里一个很大的能量。我们有创造性，我们有很多方法表达自己，我们相信很多的美好。”
有些时候，这样一腔热血的理想主义显得与现实有些错位。比如在《踏血寻梅》上映时期的一场映后交流中，他本准备阐释自己将边缘世界展现在主流视野中的初衷，但现场一位四五十岁的妈妈级观众站起来问他：“这部剧会不会太多粗口？”
我们是香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对话翁子光
谁来关心这个城市这些人？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风再起时》是给香港电影的一封情书。为什么这么讲？
翁子光：不只是香港电影，是香港。我是在香港长大的一代人，电影是成长情怀的投射，电影中我们做很多东西，看的时候会有过去的感觉在。那都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香港，是回忆的部分。
小时候很多老人跟我讲的故事，从1940年代中讲起，我的舅公是游击队队员，我奶奶从印度尼西亚来香港，他们有很多老香港故事，给我很多浪漫的想象，我一直都想拍下来。后来看了当时的一些电影，发现原来老香港可以拍出那么有故事感的东西。当了导演之后，有了这种能力，就做了这个电影来圆那个梦。
南方人物周刊：四大探长对你这一代香港人是一个共同的记忆？
翁子光：对，我觉得是个符号。当时英国政府希望有一些华人的探长来制衡黑白两道的势力，制造新的秩序，完成“内循环”。于是他们设置了华探长，他被赋予了权力，有了空间发展自己的产业链，谋取私利。
当时的故事都是这样，说他们的钱特别多，我们都说“五亿探长”——五亿很夸张的，当时买一套房子就几千块，买一个豪宅可能就一万。看到五个亿的那种夸张，还有故事的那种公共性，大家都会感兴趣。但是现在看来其实那有点像野史，因为很多人在讲他们的时候都会讲出不同的版本。
南方人物周刊：小时候长辈跟你讲的故事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翁子光：太多了，主要还是关于他们的价值观，有贪腐的事情、战争的事情、日本人跟香港人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很多老年人，在贪腐的年代，他们会形成一种不好的观点：你给人家好处，人家才给你做事情；或者是变得世故，在很多东西上都变得非常有心机。就像电影中有句对白：华人讲的礼尚往来就是贪污。但是这个礼尚往来本来是正常的，是单纯美好的事，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礼节——如果你要拜托我做事情，你会来送礼的。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面，这些事情尽量要避免，我们不会用这个方法来作为跟人交往的手段。
战后香港重建过程挺乱的，整个香港的社会体系还没建立起来，说好听点那是个机会，很多人都会发财；但同时也有很多“油水”，香港是被这样的环境控制住了。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理所当然，如果不依从，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甚至可以利用这样的关系往上爬，得到更好的收益、地位，我觉得这是时代形成的。
我想是不是还可以有一种清醒的思考？这也是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想到的。所以梁朝伟的角色南江探长在电影里面有清醒派的作用。他最后跟郭富城扮演的磊乐说，我们一直做那么多事情，构建一个新的秩序，让大家生活得更安全、更简单、更好。但中间会因为很多人的欲望或者是人性，它会变质。南江想去处理，重整，又导致了新的乱局。这也是变化过程中出现的状况。我想有这方面的探讨。
所以许冠文扮演的廉政公署调查主任在电影里面讲的那段对白，我觉得最有力量，他说了林肯的一句话：我们不要再往以前看，不要说以前的人怎么了，我们要关注的是以后的人怎么样。
教育可能是一个出路。但是还有一种——体制改变之后，所谓的贪腐问题就不存在了，大家都会相信那个制度，之后会改变信念。所以我们电影用了 ICAC（廉政公署）的成立作为开场，到后面用ICAC建立作为香港改变的落脚点。
这一点很多人都会承认、都会接受、都会明白，因为ICAC的成立的确是香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东西。
南方人物周刊：很多香港的电影都是以ICAC为背景来拍摄，你经历了ICAC从草创到被大家承认的过程，你的感受是什么？
翁子光：ICAC成立以后香港就好很多了，真的就有新的制度建立起来了，的确整个香港贪腐的文化消除了一大半，给大家种下了一些观念，市民感受到生活的难题很多都已经改变，走向一种比较安稳的公共生活。
但我拍这一部分，我只不过是想说这是香港的一个变局。香港有很多变局，ICAC的成立是其中一个。
香港人的精神面貌时常会改变，所以我们要往更早去看香港这个地方，它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成为了后来的香港，以及再后来的香港。我想在电影里面用一些片段让大家看到一点点这种东西。所以《风再起时》用人物去走，引起大家了解香港历史的兴趣，可以重新思考香港。香港回归之后，这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议题，大家是不是真的有兴趣去了解这个议题，或者大家是不是真的明白香港在这么长时间的历史中建立的过程，是不是了解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的精神属性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上面能有一些反映。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要设置许冠文这个角色？
翁子光：这个角色是从上而下的理想主义的一部分。如果有一个人，能透过他、用一个正义的论调去表达对这个城市的爱，去探讨这个城市缺乏了什么，加深大家对香港人、香港城市的命运的理解。这是我想要的。但在当时，不一定有这么一个人能出来讲这种话，他其实有点虚幻，几乎不存在。
他中立地讲一些东西，其实表达的不是一套价值观，应该是对城市的爱。他总结了在ICAC成立之前香港的命运——在人来人往的过程里，到底谁来关心这个城市这些人？他们到底有怎样的需求？其实那都是很基本的需求，但好像很多人都不明白，只有在这里生活，才会有这种思考。
翁子光与奶奶（受访者提供/图）
在拍摄中我也有一种感受：很多事情当时有很深的感觉，过后就没那么真实，甚至有些模糊了。《风再起时》最后南江老去了，磊乐也老去了，这个段落才是电影里面精神属性的最后的点。《风再起时》的风就是人生的一个意境，就是那种无常。风吹过的时候你看不到的，但你发现它会留下一些痕迹，比方说它把一些东西破坏了，或者是它吹过的时候让你有一个真实的感受，但是你看不到它。风就是这么回事，人生就是那么回事，我觉得是一种意向性的东西。
但是风也是循环，很多东西在你来看是生命的真实感受，但是放在时代来看，风吹过了，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
原来理想主义在某个时候是过时的
南方人物周刊：刚刚提到你比较喜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风貌，那些风貌跟你自己所成长的八九十年代有什么不一样？
翁子光：我也想拍1980年代。80年代其实更加物质主义，因为香港更加起飞了，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整个经济发展很快，所以特别多暴发户，从工业时代走向金融时代。
翁子光参加社区工作（受访者提供/图）
80年代的面貌跟六七十年代很不一样，六七十年代比较混杂，有一些老的东西、有一些新的东西，一切才刚刚开始，人的生活有了一个希望，人心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到1980年代，人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整个商业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江湖，我觉得80年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当然80年代流行文化变得更加缤纷，更加的五花八门，80年代那种精神属性的东西，有一个电影拍过了——《梅艳芳》。
80年代是我成长的年代，我常常说我们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的香港人，当然后来又有新的不同时代的人出现。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非常尊重对方的想法、梦想，我提前让梁朝伟在电影里面说了——“香港什么都可以发生”，这是我们香港人精神属性里面一个很大的能量，我们很有创造性，我们有很多方法去表达自己。当时的流行文化，像许冠杰的歌，都是在唱我们生活里面的问题，而不只是情歌。
我小时候看《欢乐今宵》，他们每天搞笑内容都是跟生活有关的，看完感觉大家都很热爱自己的生活。到后来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年后再看，近十年，无论文学还是电影，感觉就变成“伤痕文化”。连《无间道》都被解读成这些。80年代不是这样。80年代其实也有很多比较激烈的电影，有新浪潮电影，但是大家真的很纯粹，从文学、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去拍电影，还是很理想主义，大家都意志力比较强。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你经历过理想的覆灭吗？
翁子光：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快就落伍了，在我的公司里面，我相对年长，年轻人都会觉得我是过时的。“原来理想主义在某个时候是过时的”，我会有这种感觉。我甚至觉得我在讲理想主义、好像自己在捧自己的这种时刻都有点难为情，大家已经觉得理想主义在这个环境里面已经没有什么用。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理想主义落到实处是什么？
翁子光：我觉得还是对社会有贡献。当然我拍好电影，我写好一个剧本，或者是我代表中国香港拍一个电影去参加影展，这些都是很理所当然会让人振奋的。
但现在人的情绪变得非常复杂，我刚说的大家爱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生活来拍电影、来写歌或者写小说，这本来也有积极作用，但现在如果这么做，就变得好像在疗伤，这种（心态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南方人物周刊：近年香港很多电影都有往回看的追溯的特质。为什么大家纷纷开始怀旧？
翁子光：香港在不断变化，激发出一种潜意识，觉得既然大家变了，我们要不要讲一些以前的事情，让大家温故知新？重现过往香港的时候，会给现在的步伐一种新的力量，不然一直在走，到底是怎么来的，都没有反思。通过电影的文化力量，当越走越远时，可以有停留，看到回忆里浪漫的东西。未来应该会有很多怀念1980年代的电影。
这些年我发现80年代的一些建筑物或者是商店、企业都已经没有了，80年代越来越褪色了。所以我看《梅艳芳》的时候挺有感觉的，我没看没觉得80年代是那么远，看完就发现原来已经过了那么久，那种既熟悉又遥远的感觉是一种很特殊的滋味。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明萌 张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