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出头刚到报社上班时,和领导一起去某单位拉广告。

别问我,报社记者为啥也要拉广告,问就是报社这种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收入来源并不是靠财政补贴的那点杯水车薪,而是靠包括编辑记者在内的所有员工拉广告支撑。


【资料图】

话说,那天,因为我的领导和那家单位的领导相谈甚欢,广告赞助的事儿,差不多敲定了,就约着一起去吃饭——当然是我们请客。

吃完饭,赞助单位的秃头领导又闹着去唱歌,我的领导眼睁睁看着经费在燃烧,却只能像春晚上的本山大叔那样,强作欢颜地拍着破棉絮口袋说:“咱,不差钱。”

唱歌正酣时,秃头领导邀请我和他跳舞,性格耿直得像钢铁直男的我,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不会,我不会,我真的不会……”

他用肥厚油腻的大手,一把将我拽起来:“跳舞有什么难的,哥教你。”

我拿眼向我的领导求助,发现他为了拿下这单赞助,已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当然,KTV包间里还有一个我的同事,和对方单位的两个人,他们都在扯着嗓子唱情歌,根本不知道我已身处水深火热。

跳舞的时候,都说了什么,如今我已不大记得。

我至今想起来仍轻微反胃的,有这样两个细节。

一个是,秃头领导趁机摸了我的屁股,说了句“到底是年轻姑娘”;

另一个是,因为之前饭桌上,我领导夸下海口,说我是老总亲自挑选的人才,文笔特别好,家在外地,努力上进,跳舞时秃头领导就问我:“你现在是买房还是租房?”

当我为自己还没钱买房报赧,羞愧地说出“租房”时,秃头领导一身酒气地靠近我,摩挲着我的手说:“哥给你租套房呗。”

那一刻,我最大的恐惧,竟然不是意识到这是性骚扰,而是KTV包房里的其他人,会不会听见这句话,进而认定我轻浮?

亲爱的朋友们,别看我今天写文一套一套的,年轻的我真是非常幼稚又懦弱。

明明被人冒犯了,却像个做错事的傻子那样,故作豪爽地:“不用,不用,我工资七八千呢,租得起房。”

站在40岁人生的门槛上,我当然有理由谴责20多岁的自己:

“明知道秃头看起来色眯眯的,为什么还要和他跳舞?为什么不坚定拒绝?他动手动脚时,为什么不扇他一耳光,还贱兮兮地陪他接着跳?他说要给你租房时,为什么没有当众吐他一脸痰,然后把他的性骚扰揭穿?”

是啊,为什么?

直到后来,我不再年轻,开始写情感专栏,开始成为很多人的心灵树洞,开始走进很多人的情感秘境,开始发现几乎每个女子(不管黑白丑俊)年轻时几乎都曾遭遇过性骚扰的隐痛,我明白了一个真相:

当年,是真的没有办法啊。

没有坚定的认知,没有勇敢的路径,没有反击的武器,没有足够的底气,没有丁点的权力,没有叫板的资本,没有对抗的力量……

甚至,没有体面的尊严。

年轻的孩子,尤其是出身贫寒的年轻姑娘,因为自卑和一无所有,因为羞耻和自我怀疑,自幼就没有接受过来自父辈传授的生存经验,更匮乏和这个社会潜规则博弈较量的岁月馈赠。

总想着靠自己的善良和厚道,赤手空拳地闯天下,诸不知捧出了全部的努力和真心,却一点点看见了成人世界赤裸裸的龌龊与恶心。

但。

这个世界的残酷与公平之处,都在于懵懂无知、一无所有的女孩,只要有足够的坚韧与清醒,在跌跌撞撞、隐忍委屈中,也会一点点成长为走路带风的大女人。

所以,多年后,当我结了婚,生了娃,靠笔耕不辍的码字也拥有了自己的一小片天下,在某个场合又偶然和已经退休的秃头相遇。

他满脸褶子地堆出笑容,激情满怀地和我忆当年,客客气气地对我赞赏有加,并希望引荐他的女儿和我认识时,我只是觉得好笑。

我好笑的不是他假装忘记了当年对我的骚扰。

我好笑的是,当一个不好惹的中年女人,终于拥有权力和尊严、主场和舞台,再也没有男人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地骚扰冒犯她。

就像,我那个长着娃娃脸的女性朋友,去做公益时认识一个开厂子的老男人。

老男人加了她的微信,就开始拐弯抹角说骚话。

她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油腻,并把自己名下有两家企业的事实故意透露给老男人时,老男人立马就蔫得像遇见教导主任的坏学生,恭恭敬敬地在微信上喊她“老师”。

是的啊,朋友们:

性骚扰这种事儿,从来不是性欲的问题,而是权力的问题。

不信,你想想啊,史航也好,章文也好,演艺圈和高校圈里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佬大师也好,他们的咸猪手,为什么只伸向初出茅庐的女孩,而不敢伸向女导演、女校长、女制片人、女企业家?

因为,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而欺软怕硬是人性致命的弱点。

所以,当“前知名编剧”史航的性骚扰事件越演越烈时,作为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女作者,我愿意站出来,坦坦荡荡地说:

那个受害女生,包括那群受害女生,我认识。

虽然,我不知道她们姓甚名谁,但我理解她们的感受,懂得她们的讲述,共情她们的隐痛。

我知道她们就是我,就是我们,就是遭遇过性骚扰、从弱小到强大、从沉默到呐喊的每个女子。

我不仅知道这些,我还知道:

一个人的指控可能会冤枉一个好人,但几十个人的同时指控只会证明一个坏人。

朱军当年身陷性骚扰案,我们为什么存疑?

因为除了弦子在西方媒体煽风点火下的举证,再也没有其他女生站出来的佐证。

为什么史航身陷性骚扰案,除了像他一样油腻猥琐的老男人帮腔,几乎所有的媒体和网友,都一边倒地选择相信受害人?

因为,抛却以貌取人的偏见,抛开史航十多年没有任何作品只靠自吹自擂混江湖的伎俩,重要的一点儿是:

如果他不是性骚扰惯犯,几十个女生不太可能同时站出来,指认他这个过气的文化油子和京圈闲人。

时间可以埋葬丑陋的往事,但相互佐证的记忆,是另一种呈堂证供。

从沉默到呐喊,从隐忍到曝光,折射出女性集体的觉醒和成长。

站出来曝光史航的小默,袒露当年被骚扰经历的我,还有更多从这桩公共事件出发说出自己愤怒的女子,都是在觉醒中成长的女性。

因为觉醒,所以从“天啊,好丢人的恐慌中清醒过来,不再认为被骚扰是因为“我不好或不正经”

因为成长,所以敢于直面自己当年的恐慌和懦弱,敢于承认年轻的羞耻和无力,敢于站在这个春日的阳光下,去拥抱年轻时哭泣的自己,并告诉更多经历过或正经历性骚扰的同类:

“这是坏人的恶,而不是我们的错。”

相比男性,女性总是要经历足够多的时光,才能在自我怀疑、自我重建、自我拯救、自我喜欢中打捞出勇敢且赤诚的自己。

这是事实,不管男同胞是否认同。

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呐喊任何时候都有意义。

为史航叫屈的一些人质问那些女孩:“证据呢?为什么不报警?光写小作文有什么用?”

是的,举报要有证据。

但,就如我在文章开头讲述我个人真实的经历那样,你问我要证据,我也拿不出来,你让我报警,如今也没有任何意义。

但我要写出来,被史航性骚扰的小默们要说出来,更多被性骚扰带进抑郁沼泽的女同胞要喊出来,并不仅仅是为了达到法律上的惩戒,还有通过造势威慑更多肆无忌惮的咸猪手:

法律够不着的地方,还有舆论。

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

不管你是著名编剧还是大佬教授,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历史旧账一样可以把作恶者钉到耻辱柱上。

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

呐喊的意义,是为了慰藉那些在寂寞中奔驰的勇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

也是为了警告那些在黑暗中作恶的懦夫,让他们忌惮于光明。

感谢这个逐渐变平的互联网时代,让更多人成为媒介,让更多人能呐喊,让更多人得公平。

史航们,滚蛋。

姑娘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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