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坏小孩。
【资料图】
这是今天电影最常收到的一封来自网友的“律师函”。
拍了犯罪，是引发效仿；
主角吸毒，是不良导向；
坏人没有得到惩罚，是三观不正……
今天的电影到底怎么了，是世风日下，还是道德沦丧？
Sir赶紧找来过去的经典电影，想要返璞归真，想回到最初的美好。
可是。
不对比不要紧，一对比才发现，原来过去的电影……更疯，更野，更坏！
今天的电影，坏就坏在不敢再“坏”了。
友情提示，本文涉及大量“三观不正”片。
如果你的三观还没有成形，很不稳定，容易被带坏和教唆，请立即退出——
电影里的水太深。
你把持不住啊。
01
坏种
Sir年轻的时候，受一部电影影响很大。
不光是Sir，那个年代你要是没看过它，都没脸跟人说自己是影迷和文艺青年。
它的台词被不少人当做人生信条。
它的片名被郭敬明借用，写成一篇小说，贩售给更多的渴望着文艺气息的小镇青年。
它就是——
啊不。
应该放这张封面。
这段堪称是文艺青年独立宣言的历史文献，值得全文背诵吧——
选择生活，选择工作
选择职业，选择家庭
选择个该死的大电视
选择洗衣机、小车、激光唱机、电动开罐器
选择健康、低胆固醇、牙医保险
选择楼宇按揭
选择你的朋友，选择套装、便服和行李
选择分期付款和三件套西装
选择D.I.Y.，选择周日醒来搞不懂自己是哪根葱
选择坐在沙发上看狗屁电视
还一边往嘴里塞垃圾食物
选择烂命一条拿来丢人现眼
躺在老人院让人腻味
选择最无耻的勾当
选择你的未来，选择生活
可我凭什么非得这么做
我选择不要生活，我选择其他
“选择不要生活。”
不要生活的主角，是怎么活的呢？
没工作，偷东西，泡吧把妹，聚在一起就吞云吐雾，就像一首歌里唱的——
“让这口烟跳升，我身躯下沉。”
如果说电影结尾主角的那段总结陈词，是让影迷隔着银幕想high five的“真心话”。
那么这个上穷碧落下黄泉，钻进苏格兰最脏的马桶里去捞出鸦片栓剂的经典镜头，则是让一代人不得不刷出666的“大冒险”——
△ 配乐由轻快的《卡门》变成壮阔的《Deep blue day》
电影还把他第一次尝试戒毒时的预备工作列成了清单。
首先，得把自己关起来。
接着，准备：
轻音乐、番茄汤10罐、蘑菇汤8罐、香草雪糕一大桶、镁奶一瓶、扑热息痛、漱口水、维生素、矿泉水、葡萄糖、黄书 ；
还有床垫、屎桶、尿痛、啖罐；
一台电视，一瓶安定（从老妈那拿的）。
戒断反应严重，出现幻觉。
他亲眼见过的死婴，趴在天花板上，脑袋转了180度，朝向他；
入狱的好友，戴着脚镣，坐在门框上。
这个边缘青年，沉浮在性、毒品、摇滚乐里，成为时代里亚文化的符号。
在过去的年代，电影中像这样的“坏分子”不在少数。
甚至，相比起来《猜火车》都算是比较温良恭俭让的了。
《看电影》杂志2005年9月刊曾评选出一份《100坏电影｜影响极坏》的榜单。
它们或充满直白的，甚至让人不适的色情镜头。
或极尽展现暴力、血腥、凶残。
或对宗教信仰毫不留情地讽刺，嘲弄。
或宣扬了反人类的意识形态。
或狠狠鞭挞了普世价值、道德伦理、社会规训、法律准则。
总之，在这些电影里，罪恶、禁忌、崩坏被大胆地秀出来。
而高贵、高尚与纯洁则纷纷显露出狰狞、可憎、恶心的一面，甚至有可能成为“坏”的帮凶。
△ 以上电影皆榜上有名
比如马丁·斯科塞斯在《基督最后的诱惑》（1988）里，把基督塑造成了一位有七情六欲，还差点与妓女结婚生娃的凡夫俗子。
就有宗教团体扬言要花数百万美金买来拷贝并销毁。
《天生杀人狂》（1994）上映之后，发生了12起模仿作案，有受害人家属还把出品公司华纳告上法庭。
更被人熟知的，是《出租车司机》（1976）里女主角朱迪·福斯特的粉丝约翰·辛克利。
这可能是史上最骇人的追星事件。
为了博得她的关注，这位粉丝效仿电影情节——去刺杀总统里根。
奇怪的是，如此“教坏观众”的一部电影竟然没有被下架，竟然还被奉为好莱坞经典，演技教科书。
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简直是一个世纪之谜。
02
何以坏到如此地步
坏电影，今天也许还有。
但基本上都属于不入流的邪典片，质量堪忧，也掀不起多大风浪。
但曾经的坏电影呢？
可“危险”多了。
它们出自大导名家，登上主流院线，冲在文化前沿，更具有煽动力。
库布里克的《发条橙》。
男主阿历克斯，听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就会坏筋大动。
他和朋友喝着掺有毒品的牛奶，享受性和暴力带来的刺激。
殴打路边的流浪汉。
入室强奸。
乃至杀人……
毫无道德感，也没有羞耻心。
放眼今天的国际影坛，想象不到还有那个大导演还会拍摄一部这样大逆不道的电影。
《发条橙》把阿历克斯的恶推向极致。
然而电影要批判的，却又不是阿历克斯。
为了惩治坏人、净化社会，政府推出一项实验——能不能把坏人，科学地改造成好人呢？
经过电击、洗脑，阿历克斯终于阉割掉了所有的恶念，再也无法变坏了。
但是，一个丧失了自由意志的人，还是一个真正的人吗？
一种无法“选择成为恶”的善，又是真正的善吗？
杀人、抢劫、吸毒、强奸，诚然都很坏。
库布里克不可能分辨不清。
但很多人能分辨出表现上的恶，却未必能分辨出更庞大的隐形的恶。
如果说人性可以被一个机构改造。
如果可以让一个机构成为道德的权威。
那么我们将会面临什么？
库布里克要说的正是，阿历克斯是很坏，但哪怕他再坏，也比某一种社会形态要好上一万倍——
另一部常常被人误解的电影。
大岛渚的《感官世界》（1976）。
一部比AV尺度更大的电影，要知道在哪个年代，日本的AV也有诸多限制，远不像今天看到的这么露骨。
而《感官世界》呢？
大岛渚直接用长镜头，让演员真枪实弹上场。
（此处无图。）
电影改编自一起真实的社会事件。
这个时间也被多次搬上银幕，唯独大岛渚的这个版本最为惊世骇俗。
大岛渚的特别还在于，他挖掘出这个故事背后的历史内涵。
1936年，日本处在什么环境中？
电影中一个镜头——
国家在发动战争，民众在兴奋狂热，唯有男主是一个低着头的逆行者。
于是，男主的“性爱至死”才有了合理的动机。
这个帅气、多金、有文化的酒店老板，本来是个人生赢家，为什么要寻死呢？
他受过高等教育，他有文化，有判断力。
他对这个疯狂的世界感到绝望。
但在那样的氛围中，他能公然表达反对吗？
那么他就只有放浪形骸，最后弃世而去。
再看看大岛渚为什么用这露骨和超前的手法表达性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也能找到答案。
性爱，成为那个年代反权威的一面旗帜。
AV开始兴起，不同于今天提到这个行业，通常会谈论到的女性剥削问题。
当时著名的AV女性，以革新者的姿态投身其中，把这项事业看成一种女性身体的解放。
△ 左为日剧《全裸导演》的黑木香，右边为现实的黑木香
当日本政府想要封禁色情出版物的时候。
首先跳出来反对的，不是那些消费色情出版物的“色狼”们。
而是战后日本的知识文化界，比如像大岛渚这样的导演。
他担忧的是——
如果政府对色情出版物有审查的权力，那么是否有一天它也会审查人民其他的言论。
如果每个人说话的自由不被保障，那么《感官世界》中的历史，是否还会重演。
于是电影中的性，也就成了他最直白的抗议：
你不让，我偏要。
就连华语电影中，也有一些因为“坏”而成立经典。
邱礼涛的《人肉叉烧包》。
今天大多数人只记得其中的血腥和变态，却未必留意到这句意味深长的话——
穷凶极恶的杀人犯会被制裁。
但不公的司法会被追究吗？
想想看，那些叉烧包是被谁吃下的？
不就是那些借办案的特权，贪吃索要小便宜的人——
如果说坏电影在教唆人们离经叛道。
那么它的社会基础是——
一代人在彻底反思，那些被奉为权威和主流的“经”和“道”，真的如看起来那么正确吗？
当顶层作恶。
那么个体的恶，不仅可以被理解，甚至是一种启蒙的武器。
03
做腻了坏孩子的年代
20年过去，《猜火车》有了续集《猜火车2》。
改变的不仅仅是时间。
一切好像都变了。
那个说“不要生活”的男主，成了按部就班生活的中年男子，曾经不想要的一切，他今天都在费劲吧啦地抓取。
2017年《猜火车2》的海报里这么写：
选择生活，选择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并且希望有人在乎
选择看着旧情人，希望能做些改变，选择看着历史自我重复
……帮你的小孩做同样的选择……
曾经反叛逃离主流的年轻人。
今天换成了，拥抱权力，走向体制，渴望医保、福利、公积金。
有这样一群“娜拉”，选择了一种彻底“堕落”的方式出走，挣脱他们不想要的，被规训的生活。
他们当初理想化的愿景，也没有真正实现。
反叛、革命，拒绝保守，与进步，中间并没有等号。
现代世界的图景，年轻人没有过去的方向感。
而如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2021），才似乎能成为当代迷惘者的背书。
女主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
她从未停止过自我觉察与发现，及时修正着自己的选择，渴望自我实现。
她做什么都能得到家人的支持，拥有各种选择，但到了30岁，仍产生了深刻的徒劳感，对世界迷茫不已。
我们说的坏电影。
“坏”不是指向颠覆、毁灭，而是在这之后的重建、重生。
“坏”，有着蓬勃的暗黑生命力。
但“丧”没有。
丧，不是因为不满，而是因为无望。
人们变得更消沉了。
世界的确在变得更多元也更复杂。
以往被指责“教人学坏”的一部分，如今已是主流，比如那些为女性、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呼号的声音。
《末路狂花》里的女性愤怒，当时看起来是教唆犯罪，现在则湮没于越来越多的女性复仇故事里，成为一种正确。
可于人类整体而言，却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只能接受唯一的正确答案。
J.K. 罗琳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不能简单地去承认跨性别者，人们应当警惕这部分人群中潜在的犯罪可能者，若非如此，女性原本的权益可能受到侵害。
这句针对跨性别者的争议言论，使她几乎众叛亲离，以至于《哈利·波特》20周年庆上，灵魂人物罗琳压根没出现。
持不同立场的双方，俨然已势同水火。
当所谓“进步”的主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容任何质疑的霸权，文明，是否已经变了味？
而这，只是当下全球环境的一个缩影。
或许电影里的另一种变化能从某种程度上做出解释。
《雌雄大盗》之后，暴力演变成一种美学。
延伸至现实生活，一种可能性是，罪恶、压迫没有变少，却有了更正当的理由。
于是，文艺作品里，一些张扬的“坏”停留在过往，成为过来人的一声轻叹。
另一些则演变成“正确”和“美”的形式，塑造着人们认知。
以往拍摄过“坏”电影的导演们呢？
有人如伍迪·艾伦，罗曼·波兰斯基，多年后再度踏进当年自己挖出的坑，撞上“取消文化”。
有人功成名就，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后，与自己曾反对的体系形成合流。
戴锦华老师在《人物》访谈中还提到过“优等生文化”，说得很精彩——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世界范围之内，新一代的导演，多数都是优等生，名校毕业，智商多高多高，但是我就会感觉到这其实是某一种现代主义危机。
……但现在你会看到，好像所有的地方都只有一种优等生的模式和可能性，我会同情这一代人，因为原来我觉得坏孩子有坏孩子的出路，优等生有优等生的前途。但现在看上去，优等生文化的主导位置很难改变，所谓数字化生存，一切是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发生，就使得个性、原创、另类、抗争、抗衡这些东西在大数据本身化为乌有。
我相信这些东西仍然在，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些东西始终是动力。历史的更生，是这些人，而不是平庸之恶创造出来的。
优秀、正确，却也平庸。
优等生意味着，他们是现有体制内的受益者，他们知道如何做才能得到更多。
努力长大，接受主流文化的洗礼和一切多元，做最正确，最有道德的人。
就像有许多文艺作品里一定要集齐各个种族的演员，给主角设定LGBT人设，要让黑人当好人那样简单粗暴。
他们的确也标新立异——在这样一个父权制、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仍广泛存在的时代。
但他们不愿再去真正触碰一个在肤色、种族、性取向、国别之外，政治不正确的，真实的人。
拍摄了《七宗罪》和《搏击俱乐部》的大卫·芬奇导演曾表示，要与常规的电影语言对着干：
“我想用你未必愿意的方式把观众卷入我的电影中，我想嘲弄观众在电影院灯光变暗，20世纪福克斯的标志出现时心中的期望，观众们总在期望什么——我的兴趣就是对它进行嘲弄，这才是真正的必要所在。”
这才是一个“坏”电影里的态度。
说到底，“坏”是具有时效性的。
正如“好”也是。
真正的“坏”电影，就是敢于质疑，嘲弄，打破一切正确、道德、常规。
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正确经得起追问。
2022年9月13号，戈达尔去世，这位当年用令人咋舌的拍摄手法搅“坏”电影，塑造出了如街头混混米歇尔那样一个“坏”男主的大导演离世。
又让人强烈地感觉到“一个时代过去了”。
而杜琪峰在柏林电影节说的那句话“我觉得现在电影是差了，全球的电影都差”，更是对当下的总结。
当艺术家只愿意在作品里呈现观众想要的正确答案，而观众又只能接受一种正确时，“坏”自然消失了，而“差”也是必然的。
可世界并没有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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